【美国《时代》周刊1月30日一期文章】题：如何拯救资本主义随着全球经济危机进入第四个痛苦的年头，几乎所有能为衰退承担罪责的人都没能幸免。
这个新阶段对于劳动者来说完全是自发的，他们是在接触社会包括反映在大众传媒上的社会的过程中，自然完成了内心需求的转变。不过，这里涉及的显然已经不是简单的结构性减税之类局部举措，而是国家与国民、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的重大调整，这恰恰是新一轮体制改革的核心课题。
其实只要留心新一代打工者的消费方式，就可以发现，他们用于自身消费的部分早已大大超出父辈，如果说父辈出外打工主要是为了生活水平的提高，那么在他们则是为了生命质量的提升。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招工难只是一个劳动力供求失衡的问题，当打工者人数不足以满足企业招工要求时，工资上涨成为自然现象，而产品价格因为市场不景气，无法上涨，两相挤压之下，企业无力承受劳动者提出的工资价格，招工难就无法避免。这种由于愿意接受低工资的劳动者数量减少，较之单纯性劳动者数量的减少，对企业可能更具有杀伤力，因为这代表着一种长远的趋势——劳动力价格中人性部分的上涨。一边是企业一个劲儿地巴结员工，希望尽快进入正常运行，可就是两边对不上口径，企业连声说劳动力成本受不了，而打工者则诉苦这点薪水在城市里没法过活如果说，前几年因为打工者谋生的刚性需求迫使他们不得不接受血汗工资，这几年则是企业主开业的刚性需求碰上了打工者宁折不弯，甚至不惜同归于尽——我拿不到工资，你也休想赚钱。
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招工难只是一个劳动力供求失衡的问题，当打工者人数不足以满足企业招工要求时，工资上涨成为自然现象，而产品价格因为市场不景气，无法上涨，两相挤压之下，企业无力承受劳动者提出的工资价格，招工难就无法避免。如此解释看似简洁明了，但仔细观察，却可以发现这样的解读遗漏了一些重要的生活细节。这是地方政府在与中央政府博弈中处于相对弱势的结果冯兴元：按道理，地方政府不让外地人买房，会抑制房地产市场价格，使得地方政府失去部分税收收入。
有人解释说，一定的国土空间具有多种功能，但必有一种主体功能。政府的权力是从纳税人权利里面派生出来的，所以税收基于民主的公共选择过程，这是基本的规则。您是如何看待房产税这个争议话题冯兴元：我们需要规则而非政策。最好的产业政策是竞争政策，竞争政策应该优先于产业政策。
补贴不能到处铺网，必须有一定的集中度。政府支出的目的是为了履行其事权，而政府事权又需要来自纳税人的授权。
一般说来，中央政府一方面通过财政转移支付和相关资源分配来调控地方政府的行为;另一方面，则通过一整套政府和官员绩效考评制度来约束地方的决策者。一个地区也是一样，拿上级政府钱多了，也会丧失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地区的人格完整性也会丧失。广义的地方保护主义包括任何维护本地正当或者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德国经济奇迹的实现不是靠产业政策，而是靠竞争政策。
房价高企与土地财政有关。比如土地滚动开发过程中，在第一轮，地方政府对某一地块进行征收和开发规划之初，该地块和周边房地产往往就开始上扬，这是因为政府的未来基础设施投入和其他投入将资本化到这些房地产，导致其增值。这尤其是用于房地产价值较大的近郊农民。如果由于上级政府政策原因而扩大了地方政府共享事权和支出责任中下级政府应承担部分的支出，上级政府应提供相应的专项转移支付补偿，或者规定地方政府通过相应的附加收入权予以补偿。
即税收的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收费的立法权高度集中在中央、省和一些较大的市，而且最终也需要中央点头，不能充分调动地方涵养税源的积极性。正如一位经济学人所言，如果投放入市场的土地量以三年为期，有一个详细的计划公开让大家知道每年将以递增方式供给土地，这也会抑制地价的上涨。
这么大比例的限制或者禁止开发区域，意味着这些区域的大量百姓的经济开发权被限制或者禁止。在总体上，还是应该通过赋予地方主体税种、征收地方税的权力以及扩大地方的共享税分成，来减少转移支付，提高财政支出效率。
主体功能这个方式很可能在执行时不了了之，但是它就跟悬在你头上的一把斧头一样，随时可以落下来。四是在财政支出上，效率还很低，各级政府总体上重视收入，而忽视支出效率，还没有建立透明的、有规则约束的公共财政预算体制。主体功能区划可能成为继大规模征地之后的另一场产权大破坏《商务周刊》：您最近好像特别关注主体功能区划，在不同场合多次提及这个话题。2010年，冯兴元完成了《地方政府竞争：理论范式、分析框架与实证研究》一书。所以我很担心，主体功能区建设有可能成为继大规模征地运动之后的另一场产权大破坏运动。一个人拿别人钱多了，发掘和依赖自身能力的动力就会丧失，人格完整性也会丧失。
而且，区域规划的制定又是需要与各地市县的同样是自下而上制定的发展规划相协调。比如2003年下半年以来，中央政府三令五申打压各地房地产市场的泡沫，就遇到了很多地方政府尤其是城市政府的抵制。
一个地区和一个人是一样的。由于改革开放后政府首要的任务是发展经济和稳定社会秩序，地方政府事实上就成为任务的主要执行者。
所以，在产业政策方面，政府不要过于痴迷，是该到清醒的时候了。六是专项转移支付名目过多，不透明。
我国现阶段的主体功能区规划是与民众的意愿不相关的，限制民众的发展需要，就是剥夺或破坏私人或者集体产权。你可以发现，我国的转移支付拿的补贴越多，你这个地方就越不发展，越落后。《商务周刊》：既然地方保护主义在房地产表现得尤为明显，为何又有限制外地人买房的政策 这样只会减少政府收入。因此，我们不应该允许国进民退的肆意蔓生。
不过最近又开始冒头了，尤其是房地产这一块，现在一些地方政府就是赤裸裸的保护主义。这也就造成了虽然中国的正式政策或者制度是一刀切的，但各地仍然呈现出制度的多样性。
而且，主体功能区建设很容易变为用行政区来替代经济区，而经济区是经济活动在空间上自然演化的结果。转移支付分两种，一种是一般性转移支付，另一种是专项转移支付。
但是这些地方的政府仍然需要上报和执行主体功能区建设规划，这会导致上报和执行当中夹杂很多变通处理或者流于形式的做法。我们需要规则而非政策《商务周刊》：房产税征收试点工作1月28日已经在重庆和上海两市启动。
需要支出多少，才收入多少。要以个人权利为本位确立征税规则，而非把税收当作政策。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是，如果主体功能区规划出台较早，比如在1978年，估计浙江、福建和广东沿海就被政府框定为农产品主产区、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了，很难想象它们会在30年后发展成现在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这一概念一经提出，便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
根据重庆市发改委发布的《重庆市2011年发展改革白皮书》，一共64.78%的全区面积被列为限制或者禁止开发区域。《商务周刊》：转移支付是上下级政府间保证事权与财权均衡的制度安排，也是这些年用的比较多的一种手段了，这是好是坏冯兴元：上级对下级政府的转移支付，主要是为解决政府系统内部纵向财政失衡而通过一定的形式和途径从上而下转移财政资金，是用以补充公共物品或服务而提供的一种无偿支出，是政府财政资金的单方面的无偿转移，体现的是非市场性的分配关系。
因此最好是相应减轻对个人收入的其他环节的征税，才考虑引入房产税。之后，地方政府将获得的部分税、费和利润收入又投入到土地征收、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中，从而进入下一轮的土地滚动开发。
对于政府而言，相当于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其实，主体功能区自上而下制定，需要与地方参与式区域规划相结合，而后者是自下而上制定的，各种利益相关者为了维护各自的利益，并考虑共同的利益，才愿意和有必要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到区域规划当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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